秃顶人来文墨苑，英雄半数尽还乡：明初文字狱的预言
秃顶人来文墨苑，英雄一半尽还乡。
因言获罪之事，在中国古代社会并不稀奇，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，又如苏轼的“乌台诗案”。这是统治者进行文化规范和统制时常用的手段。毕竟文人的思想最活跃，能够撼动朝廷基础的新思想不可能出自普通的老百姓，只有文人能为之。因此，统治者往往采取一些强硬手段来对付他们，文人和文化就此沦为被迫害的对象，文字狱便是统治者们最常使用也最方便使用的方法。
柏杨先生曾将文字狱和“甚于焚书”的八股文一同提及，他认为文字狱是围堵，八股文是钓钩。两者一起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进行摧残。文字狱的摧残作用，最鼎盛的自然是清朝，但其大规模地兴起却始于朱元璋一朝。
朱元璋虽因出身贫寒而导致文化程度相对较低，但通过后天的努力，他还是对治国之道有相当得了解的。“自古马上得天下者，不可马上治天下。”这个最简单的道理，朱元璋很清楚，于是在一统天下之后，下诏“世乱则用武，世治则用文”，开始重用文臣，但同时他又对文人心怀猜忌，唯恐他们会用自己不了解的方式鄙薄自己贫贱的出身，进而动摇大明的江山。
正当他心存疑惑之时，那些因文人得势而心理失衡的武将们，在朱元璋忧虑的心火之上又浇了一些油。他们向向皇帝进谗言：虽然要用文人治天下，但不能轻易相信他们，否则就会上当，还适时的举例说明：
“张九四（即张士诚）一辈子对文人宠爱有加，总是好房子住着，高薪水拿着，真把他们捧上了天。可是在他做了王爷后，要起一个官名，文人便替他起名为士诚。”朱元璋很纳闷地说：“这名字挺好啊！”他们反驳道：“不然，张九四是上大当了！《孟子》一书明明白白地写着：士，诚小人也。这句话也可说成：士诚，小人也。这是骂他是小人啊，可是他至死也不懂，真是可怜。”
朱元璋听到这里默不做声，待回去拿出《孟子》一查，果然有此说法，于是这个发生在当年死对头身上的“屈辱”事件，更加唤醒了朱元璋的自卑情结。他对文人的疑虑更深了，而且，他认为，读书人巧断句读，活用词意，以达到“讥讪”目的，委实是一件可憎的事，也就有了着手“规范”那些已经起用或即将起用文人的想法。
于是，后世之人在留存下来的各类谈话、谕旨中，看到的是一个“求贤若渴”的明君朱元璋；但在实际的事件记载中，又看到的是一个仇视文人、排斥精英的朱元璋。在创业建国的过程中，朱元璋尊重人才，重用帮他运筹帷幄的三大士人朱升、刘基和宋濂，但大明一统之后，三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。
太祖皇帝之所以在对待文人的问题上如此矛盾，与其登基前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。生于极度贫寒的家庭，父母双双死于瘟疫，为谋生计他曾放过牛、入寺为僧，逼于无奈之时可能还曾偷拿过别人的东西……对于加入义军前这段受尽欺凌的经历，朱元璋始终铭记于心。尤其是在“秃顶人来文墨苑”——成为高高在上的九五至尊之后，那段不堪的记忆更像是心里永远无法根除的一根刺，只需一点小小的外力便会令其疼痛不已。
或许是年少时的经历过于悲惨，文化水平不高的朱元璋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很强烈的“自卑感”，因而可以引发他疼痛感的因素甚多，不论是音同还是意同，但凡能跟他不怎么光鲜的过往扯上丁点关系的，都会被“此地无银”的布衣帝王视为对自己的讥讽，一起起看似荒唐的文字狱就此贯穿于整个洪武朝。
史书对于这段荒诞过往的最早记录见于洪武七年（公元1374年）。苏州知府魏观将知府衙门建于张士诚的宫殿旧址上，被人告发。朱元璋查看新府衙，见《上梁文》有龙蟠虎踞四字，大怒，把魏观腰斩。而为魏观作《上梁文》的高启，之前便因《题宫女图》中的“小犬隔花空吠影，夜深宫禁有谁来？”而让朱元璋怀恨在心，这次刚好旧恨新罪一并算，把高启也一并腰斩了，可怜这位曾写出“琼姿只合在瑶台，谁向江南处处栽。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”的明初名士，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就沦为了文字狱的牺牲品。
自此之后，朱元璋像上瘾一般，令文字狱一发不可收拾。明朝初年，朱元璋规定：凡是遇到正旦（岁首）、冬至、万寿圣节（皇帝生日）等节日，以及册立皇太子、皇太孙等庆典，各级官府必须上表笺祝贺。
河南府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《万寿贺表》，其中有“体干法坤，藻饰太平”八个字，“法坤”被朱元璋读成“发髡”（即为“秃驴”之意），“藻饰太平”被曲解成“早失太平”，许元全家被斩。陈州训导周冕曾作《万寿贺表》，内有“寿域千秋”一语，本是个美好的词句。但朱元璋竟把“寿”附会为“兽”，把不认识的“域”字读为“或”字，而“或”又和“祸”同音，周冕也难逃一死。德安县训导吴宪所作的《贺立皇太孙表》，内有“天下有道，望拜青门”，朱元璋认为“道”就是“盗”，“青门”就是和尚庙，吴宪全家全部被处死。
浙江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呈上一份《贺表》，其上写着：“光天之下，天生圣人，为世作则”等语，本是夸赞之言，到了朱元璋这里，竟于赞颂之词中读出了弦外之音：“生者，僧也，以我尝为僧也。光，则剃发也，则字音近贼也。竟敢对面骂朕为僧为贼，岂可留他！”于是，这位老先生最终也难逃厄运。
由于朱元璋的忌讳太多，且无从揣摩，整个朝堂弥漫着杀戮的气氛。群臣人人自危，时刻担心会有飞来横祸，甚至要在每日上朝之前与家中的妻儿道别，唯恐一去不回。谨小慎微，虽然未必有效，却也成了洪武一朝文人们唯一的自保之道。
朱元璋以文字狱之法，达到了堵住文人嘴巴的目的，却也令所有人都失去了仗义执言的勇气。他们为免遭受“英雄一半尽还乡”的厄运，要么不开口，要么只说违心之语。如此一来，拥有浩然正气者渐次退出，奸佞小人相继登场，且几乎贯穿整个明朝的始终。
人物纪：
张士诚
张士诚，小名九四，元朝末年泰州白驹场（今江苏省大丰市西南白驹）人，盐贩出身，农民起义领袖。他个性豪爽，颇得当地百姓欢心，是元末群雄中数一数二的“好人”：不奸险，能容人，礼待读书人。至正十三年（公元1353年），揭竿而起，次年在高邮称诚王，国号大周。至正二十三年（公元1363年），逼走红巾军刘福通和韩林儿，在平江自立为吴王。四年后，平江被朱元璋攻破，张士诚被俘，后解往金陵自缢而死，时年四十七岁。
